李記

        近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發(fā)文，免除了馮繽助理審判員職務。妻子工作10年卻被辭退，身為法官的馮繽為幫助妻子維權，穿著法袍多次上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人將其遭遇看作法律的悲哀；也有人認為，馮繽的“執(zhí)拗”表現(xiàn)了他對法律的信仰。（7月27日《中國青年報》）

        馮繽曾說：“我并不想上訪，但當正常的法律程序無法維權時，唯有上訪才能解決問題?！彼?，我們看到了身穿法官服、胸佩國徽、手舉“冤”字牌，站在湖北省高院大門上訪的馮繽。不難想象，以法袍為“道具”、站在法院門口的馮繽，內(nèi)心藏著怎樣的苦楚與悲憤。

        由馮繽，我們?nèi)菀紫氲骄砣搿按蝈e門”里的陳玉蓮的丈夫黃仕明。在事件發(fā)生尤其是在媒體持續(xù)關注之后，這位副廳級官員“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快瘋了”。而在  “打錯門”之前，陳、黃二人同樣經(jīng)歷了為死去的女兒苦苦上訪無果的悲哀與無奈。

        在法院門口  “見車出來就用頭往上撞”才換來重視，正如馮繽所言：一個告法院的簡單案子，竟然要以命相搏才能進入程序。檢視法官馮繽以及“廳官夫人”陳玉蓮的維權經(jīng)歷，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當“體制內(nèi)”人士也需要支付高昂的上訪維權成本，才能獲得一點點的權益被尊重時，普通人的權益爭取就更難了。

        馮繽說，自己這樣做既是為了家人，更是為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法律信仰。馮繽上訪的目的如此，每一位上訪者抱有的樸素愿望，豈不都是這樣？只不過，和馮繽熟知法律法規(guī)、深諳權力運行規(guī)則、更易找到“說話算數(shù)”的人等優(yōu)勢不同，對普通上訪者而言，他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往往是窮其所有依然“不得其門”。

        在談及自己上訪的目的時，馮繽不無感慨地說：“我就是要用我的經(jīng)歷告訴全社會，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有精神病，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沒有冤屈而無理取鬧，不是所有上訪人都不懂法律。”其實，馮繽力圖證明的這些，那些攔訪、截訪、接訪的職能部門工作人員，早已心知肚明。對此，作為體制內(nèi)人士的馮繽，沒有理由不知道。只是，在“站位”不同的情況下，不知道有多少像馮繽一樣的人，能切身感受到這句話的意義，并將其轉(zhuǎn)化為力所能及的行動。

        但是，體制慣性的力量畢竟太過強大。“打錯門”之后，身為湖北省政法委綜治辦副主任的黃仕明都能被逼得“快瘋了”；在強勢媒體報道之后，被免了職的馮繽，還有多少機會能挽回“頹勢”、“敗局”，實在難以樂觀預期。更深一層的思考是，“體制內(nèi)人士”如法官馮繽者，尚且需要支付如此高昂的維權成本，經(jīng)受著結局不確定的維權后果，普通人的維權狀況，自然可想而知。

        我們不奢望馮繽、陳玉蓮們的經(jīng)歷，能作為另外一層力量叩開公眾能夠常態(tài)維權的大門。我們最大的期望還是，當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伴隨著潛規(guī)則的浮出水面一并進入社會輿論和權力運行反省的視野內(nèi)時，體制慣性的堅冰，能在外力倒逼和內(nèi)熱催化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地逐漸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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