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

    秦虹的邏輯是，兩個試點城市的房產(chǎn)稅不涉及存量住房，差別化的稅率是針對房價的高低設立的。如在上海，本市居民新購的第二套商品房，按平均房價的兩倍為界，分別實行0.4%和0.6%兩檔稅率。在重慶購買獨棟商品住宅和高檔住房的，按前兩年平均房價的3倍、3至4倍和4倍以上，分別設定了0.5%、1%和1.2%三檔稅率。如果上海和重慶房產(chǎn)稅收得少，只能說明價格高的住房賣得少，這意味著高價房的需求低，高價房的價格上漲的概率就??；如果高價房的價格不漲，低價房的價格上漲空間就不大。

    總體上講，不管什么稅收政策，以沒有征到稅作為成功的依據(jù)，都是荒謬的。所謂稅收政策，都是通過征稅來實現(xiàn)某種目的，征不到稅的稅收政策，就像永遠不會被援引的立法是一種浪費一樣，本身就是無意義的。如果將征不到稅視為試點成功的邏輯成立，那只能說明房產(chǎn)稅政策本身是失敗的。

    有人可能會提出，正是由于房產(chǎn)稅，才抑制了高價房的需求。房產(chǎn)稅相當于一種“威懾稅種”，目的并不是為征稅，而是為防止房價突破征稅的限額。這讓人想起了個稅起征點的爭論。1980年9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公布執(zhí)行了  《個人所得稅法》，起征點是800元，當時收入超過800元的人在全國鳳毛麟角，所以根本征不到幾個錢。這和今天被稱為試點成功的房產(chǎn)稅非常相像。秦虹表示，房產(chǎn)稅抑制高價房的政策意圖，意思是說這可以抑制房價突破征稅限額。但看看個稅征收歷史，800元收入征稅的界限早被突破，人們并不會因為要征稅而拒絕把自己的工資提高到800元以上。同樣的道理，房產(chǎn)商也不會因為要征稅而拒絕把價格提到征稅限額以上，真正的買家也不會因為要征稅而不去消費。奢侈品稅從來都是高昂的，卻購銷兩旺正說明了這一點。一些國家征收高額的房產(chǎn)稅，房地產(chǎn)交易依然活躍也說明了這一點。更何況根據(jù)兩地試點的政策，適用面實在太小，所以，所謂“威懾稅種”不過是自欺欺人。

    既然談不上威懾，試點的房產(chǎn)稅抑制了高價房需求的說法就不能成立。換句話說，房產(chǎn)稅試點抑制高房價的政策目的就沒有達到，政策目的沒有達到的試點怎么能說是成功的呢？

    換個角度看，如果征收的結(jié)果本身是客觀真實的，少得可憐的房產(chǎn)稅只能說明試點的幾個月中，上海、重慶豪宅的成交量微乎其微（這是否符合實際還有待考證），它反映的是房地產(chǎn)市場高端產(chǎn)品的交易情況，邏輯上并不能證明房產(chǎn)稅試點的成功。相反，征收數(shù)額如此少，恰恰說明試點政策本身有脫離實際的嫌疑。好比向新交易中每平方米1萬元以上的房子征稅能起到最好效果，但政策卻規(guī)定每平方米5萬元以上才征稅，其結(jié)果自然征不到稅。用5萬元/平方米的政策征不到稅來證明試點原本應該是1萬元/平方米的政策很成功，顯然是不對的；由此得出“高價房的價格上漲概率小，低價房的價格上漲空間不大”就更不對了。因為你規(guī)定5萬元/平方米才收稅，這顯然已經(jīng)太高了，它本身上漲的概率就小，而低房價從幾千上漲到5萬，能漲好多倍，怎么能說上漲空間不大呢？

    此外，如果說“房產(chǎn)稅收得越少說明房產(chǎn)稅試點越成功”，而且“意味著高價房的需求低，高價房的價格上漲的概率就小”，既然房產(chǎn)稅試點是成功的，對房價也能起到抑制作用，民眾現(xiàn)在對高房價意見很大，那為什么“全面開征難度很大”呢？應該是很容易全面開征，而且需要盡快全面開征，以有效抑制高房價才對。

    總之，如果房產(chǎn)稅執(zhí)行沒有問題，只征到寥寥幾十萬元的結(jié)果本身就證明政策設計是有問題的，而政策設計有問題本身又決定了試點不可能真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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