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馬光遠    

馬光遠（經濟學家）

溫州金融改革的蜜月期雖然尚未結束，但關于溫州金融改革冷思考的聲音已經不絕于耳。作為溫州金融改革的標志性的產物，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的第一單業(yè)務被指造假，更是無異于給置身溫州金融改革熱潮中的人們一瓢冷水。

從去年溫州跑路引發(fā)的關注，到去年國慶溫家寶總理去溫州調研，并對民間借貸給予了足夠的肯定，溫州金融改革的號角就此吹響。3月28日，國務院通過了關于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qū)的總體方案之后，溫州更是成為財經界最熱門的話題。

全國的金融專家、金融監(jiān)管部門以及財經媒體源源不斷前往溫州，為溫州金融改革出謀劃策，筆者也多次前往溫州，親身體會到金融改革在溫州超乎想象的熱度。金融改革的進展也很快，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浙江就拿出了《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qū)實施方案》，并報國務院批準實施。

筆者曾經仔細研讀各種途徑披露的溫州實施方案的內容。溫州像解剖麻雀一樣，對國務院確定的“十二條”改革試點任務進行逐項分解細化，排出了“一攬子”50多個試點重點工作項目，以及需要上級部門幫助支持的改革項目。

對于溫州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概括為：2012年新增小額貸款公司30家，2013年總數達到100家，實現都市功能區(qū)和中心鎮(zhèn)全覆蓋；2012年銀行金融機構市級分行基本設立小企業(yè)專營機構，完成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工作；2013年村鎮(zhèn)銀行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及分支機構，實現縣(市、區(qū))全覆蓋。基于此，溫州市將重點抓好包括建立一套領導體系，成立金融改革試驗區(qū)，組建6個專項工作小組，組建若干重點項目推進辦公室，具體負責項目的實施方案，通過實施一批重點項目，建設一批金融平臺，引進培育一批高端人才，開辦金融論壇和研討會等，加快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qū)的建設。

其實，這一套實施方案，與筆者對其的期待是有很大差距的。從改革的初衷來看，國務院為什么將金融綜合改革試點的政策給溫州？

一是溫州的民間借貸活躍，通過試點，讓民間借貸陽光化，沒有比溫州更合適的地方。溫州金融改革的試點之一就是將民間借貸如何合法化作為核心主題之一；二是溫州中小企業(yè)面臨的融資困境，在民間資金充裕的溫州，中小企業(yè)守著大河沒水喝，如何破解中小企業(yè)融資難的課題？如何構建中小企業(yè)的融資體系，如何發(fā)展中小企業(yè)金融？這是改革交給溫州的另一個命題；三是民間資金如何設立銀行等金融機構，打破國有壟斷銀行業(yè)的基本格局。很顯然，溫州細化的那些方案、任務、指標等等，只是成立了一些行政機構和金融機構而已，這些機構為什么要成立，卻似乎和主題偏離太遠。

眾所周知，對于溫州金融改革，國務院只是出臺了“十二條”內容不太翔實的內容，民間借貸如何陽光化？民間金融如何發(fā)起設立銀行等金融機構？都沒有具體的路線圖。也就是說，國務院關于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qū)這出大戲，只是給了原則性的指導方案，并沒有給溫州具體的“劇本”，具體怎么演？將難題和主動權都交給了溫州。

對于這點，筆者多次強調，這種沒給具體劇本的做法恰恰是確保溫州金融改革成功的關鍵，給了溫州未來改革足夠的想象空間，溫州完全可以利用此點，并且充分發(fā)揮本地“演員”的想象力，拍出一部經典大片。

然而事實是，這種沒有“劇本”的改革反倒成了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qū)建設的最大障礙，習慣了任何事情“向上匯報”，習慣了“凡是沒有明確同意的，都是不能干”的官員們，從開始制定《實施方案》到具體落實，正在走一條和急需大膽創(chuàng)新，不刻意劃定范圍，鼓勵自選動作，盡可能不設定“命題作文”的真正改革背道而馳的工作。

筆者和當地的機構、官員交流，大家對于國務院沒有明確一些事項顯得手足無措，因而在實施方案里，盡可能的細化再細化。同時，他們對于改革本身，有強烈的風險厭惡傾向，因而在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的時候，想方設法想將“風險”管理起來。

在很多人的眼里，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基本演化成，一方面，設立一些金融機構，另一方面，一些部門乘機升級、擴編、擴權，對金融改革事項進行管理。比如，以前的金融辦升級成金融管理局，人員編制也擴大了不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qū)的最核心操作部門，其他一些相關的部門也在想方設法擴充自己部門在綜合試驗區(qū)建設方面的話語權和參與權。

如果溫州金融綜合試驗改革成了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一場“擴權”運動，這場改革注定一開始就埋下了失敗的種子。國務院之所以選擇溫州作為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qū)的試點，恰恰在于以前對于主流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改革管制太多，使得民間金融根本沒有路徑進入主流的制度體系。

國務院這次將溫州作為試驗基地，一方面希望溫州能夠在民間金融的合法化以及建立中小金融機構服務體系方面為全國積累經驗，另一方面，通過溫州民間金融的活力和想象力，為中國金融改革提供創(chuàng)造性的經驗。

而這改革目的的實現，必須建立在為民間金融放權，為 “群眾演員”發(fā)揮想象力給予足夠的空間，而不是僅僅通過設立一些監(jiān)管機構，把民間金融給“管”起來。通過官員和行政的意志，為溫州金融改革設計一套毫無生氣、沒有任何創(chuàng)新余地的方案出來，如果改革的思路是這樣，那何必在溫州試點？又何必給溫州更多的期待？

溫州金融改革是溫州民間金融的一次自我救贖，也是中國金融打破改革僵局的一次絕佳的機會。既然是改革，既然是試驗區(qū)，既然是試點，為何要縮手縮腳，為何要對方案細化了又細化，為何要強化“管制”意識？

在筆者看來，如果五年之后，溫州的金融改革試點并沒有實現民間借貸的全面合法化，沒有為解決中小企業(yè)的融資難創(chuàng)造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模式，沒有為打破國有銀行機構的壟斷殺出一條血路，而只是多出了很多半死不活的金融機構，只是多出了很多大權在握的監(jiān)管部門，那這樣的改革，很顯然是一次失敗的試點。

溫州需要回到主題，溫州需要尊重市場，尊重溫州民間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主觀能動性，尊重當地“群眾演員”自我發(fā)揮的權力，真正抓住這次罕見的歷史機遇。五年之后，我不想總結溫州的時候想起那句耳熟能詳的話：我們已經走得很遠，但忘記為什么出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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