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朱丹丹

“M1增速與經濟增長相背離的最主要原因是企業(yè)缺乏投資意愿。目前企業(yè)有流動資金而不進行投資的尷尬局面，說明企業(yè)陷入了某種形式、某種程度的‘流動性陷阱’。”央行調查統(tǒng)計司司長盛松成指出。

7月21日，盛松成發(fā)表署名文章《M1與經濟增長背離之謎》，第二次討論“流動性陷阱”。

“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應更重視財政貨幣政策的協(xié)調。”盛松成進一步分析指出。

同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還注意到，盛松成還明確提出“降稅效果好于降息”，“隔空喊話”財政政策的意味更加明顯。

對此，恒豐銀行研究院研究員蔡浩亦坦言，如若真要降稅，也不應該是大幅度的，而應該是結構性的，既做到調結構，又完成降成本和補短板的任務。

●回報率連續(xù)下降抑制投資需求釋放

此前的7月16日，央行調查統(tǒng)計司司長盛松成在某論壇上所表達的觀點——“從M1和M2的貨幣剪刀差趨勢看，中國企業(yè)已經出現(xiàn)‘流動性陷阱’現(xiàn)象。”，一度引起業(yè)內人士的高度關注。

不到一周時間，盛松成再度發(fā)文談論“流動性陷阱”。

同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除了提出M1增速與經濟增長背離的最主要原因是企業(yè)缺乏投資意愿，陷入“流動性陷阱”之外，此次盛松成還詳細解析了目前企業(yè)有流動資金而不進行投資的背后原因。

“首先，企業(yè)投資意愿主要受投資回報率影響。目前我國邊際資本利潤率快速下降，制約了自主投資增長。預計2016年邊際資本產量進一步降至16.1%，若不考慮邊際成本的變動，邊際資本利潤將降至4.5%。投資回報連續(xù)下降，將進一步抑制投資需求的釋放。”盛松成分析指出。

他還表示，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shù)已經連續(xù)七個季度負增長，PPI連續(xù)52個月負增長，GDP平減指數(shù)已經開始負增長，企業(yè)產品銷售價格下降預期仍然較濃，即使不考慮資金成本，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下降，固定資產在購置之初就會面臨損失。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1~6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58360億元，增速比1~5月份回落0.6個百分點。

恒豐銀行研究院研究員蔡浩也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目前我國已經處于實際利率為負的時期。在過去十年中，一共出現(xiàn)過三次“負利率”時期。不同的是，前兩次均處于經濟由下轉上的時期，而本次則是處于下行周期；相同的是，這三個時期均經歷了一段M1持續(xù)高于M2的時期，均經歷了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上漲和CPI上漲（當前CPI同比增速較去年已明顯提高）。如果要從邏輯上去找其相似之處，那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假設最為相似。

他進一步分析，企業(yè)有資金，卻不愿意投資，因為經濟下行期，投資風險大，收益低。而負利率則大大降低了企業(yè)的持幣成本，增加了其對貨幣的需求。所以目前的企業(yè)（特別是民營企業(yè)），寧愿選擇持幣，等待投資和交易的機會，也不太情愿做出在他們看來風險和收益不成正比的投資。

●稅負高于利息，降稅效果好于降息

不難理解，在“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之下，若想從根本上促進企業(yè)投資意愿回升、帶動經濟增長，無疑要切實提高企業(yè)投資回報率。

“一方面要通過開放壟斷行業(yè)、放松服務業(yè)管制等改革，擴大企業(yè)投資領域，增強企業(yè)投資意愿。另一方面要切實降低企業(yè)經營成本。”盛松成表示。

實際上，去年以來，央行多次降息、降準以降低企業(yè)融資成本。不少分析人士認為，經濟壓力(包括外匯風險、資本流動風險、經濟下行風險)不斷累積，2016年下半年仍有降息的空間。

盛松成則表示，不僅要降低利率，還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降稅降低企業(yè)成本。

“比較而言，由于企業(yè)稅費負擔高于利息負擔，降稅效果好于降息。而且目前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整體低于發(fā)達國家水平，可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盛松成指出。

他還強調，本輪經濟下行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的疊加，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應更重視財政貨幣政策的協(xié)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調控體系在擺脫危機方面優(yōu)于西方。中國政府無論在財政政策方面，還是在貨幣政策方面，都有較大的決定權，我國可以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選擇更優(yōu)的組合。

蔡浩則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大幅度降稅屬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普通經濟周期中的低谷期，具有降低企業(yè)成本、增加企業(yè)效益、提高經濟活力的作用。但其副作用也很明顯，如果降稅幅度過大，經濟復蘇進程卻不如預期，就可能導致財政收支上的不平衡，給財政造成較大的壓力。

目前我國財政收支總體平衡，赤字率較低，存在一定降稅空間，但能否承擔大面積減稅的影響尚不得而知。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這本身就蘊含著市場逐漸出清、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如此一來，如若真要降稅，也不應該是大幅度的，而應該是結構性的，既做到調結構，又完成降成本和補短板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