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張鐘尹    

在美國，很多大企業(yè)的CEO或者董事長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但他們卻拿著“全球最低”的薪水——1美元。

這些人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蘋果創(chuàng)始人喬布斯、臉書創(chuàng)始人扎克伯格、谷歌CEO拉里·佩奇、以及Snap公司CEO埃文·斯皮格……

隨后，“一元年薪”也傳到了中國，樂視創(chuàng)始人賈躍亭和京東創(chuàng)始人劉強東是其中的代表。劉強東也因此被網友調侃：“十年都買不起一杯奶茶。”

據觀察，“一元年薪”的企業(yè)高管們往往就是這家企業(yè)的重要股東甚至控股股東，股權本身就是一筆天量財富，拿不拿固定工資已完全不重要。同時他們這樣做還有另外一個好處——表明企業(yè)家對于公司股價的看好，對未來業(yè)績（或分紅）的看好，進而傳遞市場信心。

但并非所有拿“一元年薪”的企業(yè)高管都是出于建設性的目的，其中有些人也可能是為了避稅——今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就談到了其中的奧妙之處。

“一元年薪俱樂部”很熱鬧

據媒體報道，2009年，中國民營企業(yè)三一集團接受董事長梁穩(wěn)根2009年只拿1元年薪的申請。梁穩(wěn)根的“一元年薪”，算是國內較早的舉動，引起廣泛關注。

近幾年，“一元年薪”似乎成了民營企業(yè)家的風尚，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通過iFind統計發(fā)現，2015年，在A股上市的民營企業(yè)中，有近一百家企業(yè)的董事長薪酬低于1萬元人民幣，同時，還有15位總經理的薪酬低于1萬元。

據證券時報今天（3月7日）報道，黃奇帆表示，有的企業(yè)高管拿一元工資，這樣就可以避免繳納個人所得稅，然后把個人開銷算在了企業(yè)的費用上。他說，創(chuàng)新需要人才，這類人才一般是高薪階層、中產階層，降低這一群體的稅負，有利于聚集人才，有利于稅基擴張，有利于營造創(chuàng)新環(huán)境。

根據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率計算，一位企業(yè)高管如果拿100萬元工資、薪金，將繳納40多萬元個稅。而如果這位高管拿一元年薪以及100萬價值的股票期權，這適用20%的稅率，只需要繳納20萬元個稅，這樣一來，可以避稅20多萬元。

一位會計從業(yè)人員還分析道，一些董事長和總經理雖然只拿1元年薪，但他們平時所有的開支可能都變成了企業(yè)的成本和費用。

“最簡單的案例是，企業(yè)家需要買一套家具，那么完全可以將家具的支出計到企業(yè)的開支，但家具實際進了企業(yè)家自己家里。企業(yè)的成本做大，利潤變低，繳納的稅負也就減少；與此同時，企業(yè)家本身的消費也不會受1元年薪的限制。相比工薪階層，顯然企業(yè)家避稅的手段要多得多。”

在美國，如果企業(yè)高管或員工的工資不合理，稅務部門則會征收附加稅。在過去，這種情況一般都是工資過高造成的。對于大部分上市公司而言，每位員工可享受100萬美元的可抵稅收入，也就是說，如果工資不超過100萬美元，其所得稅可抵扣公司稅。但如果工資與公司業(yè)績掛鉤，則不受此影響。或許，這正是美國喬布斯等高管選擇一美元年薪的原因。

不過現在，面對越來越多的企業(yè)高管選擇低薪酬，美國稅務部門又開始關注工資過低的問題了?，F在，工資過低也要被征稅了。例如，對于高管每年從企業(yè)獲得的分紅，稅務部門不僅要向高管征稅，還要向企業(yè)征稅?？傊?，稅務部門會想辦法彌補此前的政策漏洞。

黃奇帆：窮人在為富人“掏腰包”

在黃奇帆眼中，企業(yè)高管通過“一元年薪”避稅，而窮人卻在為富人“掏腰包”。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全部調查單位就業(yè)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0809元，折合月平均工資為4234元。有專家明確表示，目前繳個稅的大多為工薪階層。

“每個月交的稅比我的房租還要高。”李明向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說道。

作為一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單身白領，李明月薪16000元，扣除五險一金后，每個月大約交1800元的個稅，而他的房租僅僅1500元。

“盡管每個月到手工資過萬，但是在北京買房仍是不敢想的事情。”李明告訴記者，自己生活比較節(jié)約，支出方面，“近兩千元的個稅是我每個月最大的單筆支出。”

在今天的小組審議會上，黃奇帆指出：

“我國高收入群體避稅動機很強、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yè)、不拿工資’等方式避稅。因此，高稅率并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去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7.7%，遠低于發(fā)達國家30%、發(fā)展中國家15%左右的水平。”

他認為，當前，個人所得稅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他分析稱，跟周邊比，中國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跟發(fā)展中國家比，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跟發(fā)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qū)都低于我國。

黃奇帆建議，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以此作為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的突破口。

另外，黃奇帆表示，發(fā)達國家稅前抵扣項目多，投資買房、按揭利息、子女學費、看病就醫(yī)、撫養(yǎng)贍養(yǎng)等大項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

黃奇帆舉例說，“數據顯示，美國39.6%的稅率在稅前抵扣后，最終負擔的實際稅率在25%左右。”

目前，我國實行分類所得稅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向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表示，對于分類征收，大家最大的感受便是“把工薪階層管住了”，因為工薪階層的收入來源很單一，可能就只有工資收入。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構成非常復雜，分類征收反而不能把全部收入統一到一起繳稅。

今年2月，《人民日報》刊文表示，個稅改革有望“破題”。

全國政協委員、會計審計學家張連起表示：“在修訂個人所得稅法的基礎上，應研究決定專項扣除可能的方向。具體講，就是通過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機制，適當增加專項扣除，進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

張連起說，比如在現行3500元和三險一金基礎上，去年已在31個城市試點商業(yè)健康保險扣除政策。下一步，根據社會配套條件和征管機制的完善程度，可適當增加專項附加扣除項目，比如，再教育支出、贍養(yǎng)撫養(yǎng)支出、首套房貸利息等支出，以此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負。

每經編輯 王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