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張敬偉    

張敬偉

7月7日，在波蘭舉行的第4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青海可可西里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僅過一天，到7月8日，廈門鼓浪嶼也成功申遺，至此中國的世界遺產數量達到52個。

中國的悠久歷史、豐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景觀決定了中國“世遺”大國的定位。這既是中國的光榮，但厚重的遺產也使中國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zhàn)——因為“世遺”不是拿到世界遺產的“招牌”就算了事，而同樣也可看作“戴上了鐐銬與緊箍咒”，必須嚴格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要求，謹慎開發(fā)、做好保護。

維持世界遺產的原生態(tài)是進入“世遺”俱樂部的苛刻要求。在沒有成為世界遺產之前，像廈門鼓浪嶼這樣的旅游勝地，還可以按照相對寬松的市場模式去經營；但一旦成為“世遺”，鼓浪嶼上的歷史文化價值，以及和這些歷史文化建筑相關的社會、文化要素就決定了不能再輕易去做開發(fā)或者改動了。因為鼓浪嶼的實體建筑和文化內涵已經形成了這一島嶼整體的文化風格。任何來自資本面基于開發(fā)建設的沖動，都會受到“世遺”規(guī)則的限制。否則，不僅可能遭遇被黃牌警告甚至除名的尷尬，甚至地方政府或管理者還要背負破壞世界遺產的惡名。

本次申遺成功，表明鼓浪嶼和可可西里已經準備好了——既然能夠進入“世遺”名錄，就應該能嚴格按照“世遺”的要求，維持鼓浪嶼和可可西里既有的原生態(tài)文化。

客觀而言，無人區(qū)的可可西里，要做到原生態(tài)并不難；但是鼓浪嶼呢？一旦入了“世遺”，旅游業(yè)恐怕將會受到影響。

未來廈門鼓浪嶼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如何防止“世遺”的盛名變成功利主義的催化劑，而這可是有許多前車之鑒的。譬如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就曾說過：“我保護了平遙、麗江、周莊，但之后這些地方成為興旺的旅游景點，這可喜也很可悲。”

比如麗江古城，將原住的納西族人口大量遷出，過度進行商業(yè)開發(fā)，使世界遺產原本的真實性變“味”。在2007年，包括麗江古城在內的6處中國世界遺產被“黃牌警告”。還也有一些地方，剛剛進入“世遺”名錄，旅游票價就大幅上漲。

借申遺促開發(fā)，這些年來已經成為中國一些地方在申遺問題上的通病。更諷刺的是，個別申遺的地區(qū)并非不知道保護文化遺產和旅游開發(fā)的辯證關系，但還是把功利主義做到了極致，以至于庸俗化了。

各地的申遺熱情，當然與經濟利益驅動有一定的關聯。數據顯示，洛陽龍門石窟申遺前每年門票收入約1000萬元，申遺成功后第二年就高達2700萬元。除了可觀的門票收入，“世遺”所在地還能獲得更深層次的產業(yè)鏈利益，比如增加娛樂、酒店等產業(yè)產出，自然也帶來了當地就業(yè)、人均收入和地方財政等的綜合紅利。

但在另一方面，申遺也有風險——申遺不是“申請”那么簡單，要達到申遺的標準，既要“拆”，拆掉影響申遺的多余建筑，又要“修”，修復歷史文化遺產，而且要修復如舊，恢復其原生文化形態(tài)，而拆與修都是要燒錢的。地方政府申遺多數情況下燒掉的是地方財政。由于我國世界自然遺產集中的地方往往處于中西部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燒錢換遺產有時會讓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負擔。此前就曾有過西南地區(qū)某個吃“財政飯”的貧困縣，因為申報世界自然遺產項目而背負2億多元高額債務的先例，這足以給一些有申遺沖動的地方敲響警鐘。

即使“世遺”真的成了“金字招牌”，并促進了當地旅游業(yè)發(fā)展，但因此而產生的過度開發(fā)卻可能給世界文化遺產帶來巨大傷害，敦煌莫高窟因游客遠超負荷而加速壁畫氧化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申遺到底是為了對自然環(huán)境和文化進行保護，還是為了要發(fā)展地方經濟的功利性目的，這個定位必須要落實。其實，中國“世遺”也有較為純粹的保護項目，譬如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雖然也是世界遺產，但幾乎沒什么人去。但該保護的還是要保護，而且保護得非常不錯，真正體現了這些文化遺產原生態(tài)存續(xù)的目的。

客觀而言，在市場經濟時代，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申遺幾乎是不存在的。但從全球范圍看其他國家，申報遺產成功之后，旅游業(yè)隨之增長的常常只有不到40%（據中山大學課題研究）。因此對于國內想要申遺的一些地方來說，一定要對功利主義的因素有所節(jié)制，而要更注重保護自然生態(tài)和人文環(huán)境。對于新入“世遺”名錄的鼓浪嶼和可可西里而言，尤其要把握好這個平衡，為后來的申遺者提供正面的范本。(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