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0多年前人生中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便屢遭大型期刊退稿，可同一篇文章在2014年卻成為相關領域中被引用居首的經(jīng)濟學論文——這樣戲劇性的一幕，就發(fā)生在理查德·塞勒身上。

這個演過電影、炒股掙過大錢、還創(chuàng)設了一家基金公司的文學碩士與哲學博士，本周剛剛榮獲了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所從事研究的領域是什么？他研究的成果能夠為經(jīng)濟學難題提供怎樣的解決之道？讓我們一起走進塞勒的世界。

劉彥

當理查德·塞勒10月9日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之后，越是深入讀他的作品，越容易形成這樣一個清晰的印象：塞勒就像一位家長一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并對待社會中并不總是理性的“兒童”，而這些“兒童”便是經(jīng)濟行為中的行動者。

在塞勒獲獎之前，經(jīng)濟行為中的行動者往往被主流經(jīng)濟學家看做是“理性經(jīng)濟人”——總是在行為決策中頭腦冷靜，做出最自利的選擇，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塞勒的研究表明，人性之復雜，顯然并不如此。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例證來加以說明。

1970年，一位叫做沃爾特·米歇爾的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做了一個實驗，讓一大堆4歲的兒童在一間教室里，每個孩子面前擺了兩個盤子，一盤只有一顆棉花糖而另一盤有兩顆。實驗者告訴孩子們，如果等一會再吃，小朋友可以吃到兩顆糖；如果忍耐不住馬上就吃，只能吃一顆糖。

實驗的結果表明，大部分的孩子在幾分鐘后就“投降”了，選擇了吃一顆糖。而那些能夠忍耐更長時間去選擇兩顆糖的孩子，在15年后（1985年）的一份調(diào)查表中顯示，他們進入常青藤大學的可能性更高，忍受挫折的能力更強，也更成功。

這個實驗方法被認為是短期理性和長期理性抉擇的經(jīng)典案例。而對于這兩種選擇，塞勒運用委托-代理理論框架進行分析并得出結論：人由兩種心理控制，一種希望獲得立即滿足，另一種理智地權衡現(xiàn)在與未來。但在很多時候，人們的行為極其反常，并非總是理性——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一個個非完全理性的個體——這就是塞勒的結論。

這一結論完全避開了近幾十年來的計量經(jīng)濟學和發(fā)展經(jīng)濟學的宏觀研究方向，與新古典經(jīng)濟學也毫不搭界，更像是從200年前的亞當·斯密垂下來的一只手臂。這樣的經(jīng)濟學立足于人性論，并且從分析人的行為開始，重視人性的復雜性，重視合作，并沒有把市場的成功、經(jīng)濟的繁榮歸因于“理性經(jīng)濟人”的完美理性。

塞勒在《合作》一文中，基于單次博弈和重復博弈兩種情況考察了許多合作行為，引出了互惠利他主義結論：只要一起合作的人沒有占對方便宜，人們總是傾向于選擇合作。

而在《最后通牒博弈》一文中，通過觀察最后通牒博弈這種游戲得出一個結論：在實驗中，有些人看重公平，有些人看重博弈，并非經(jīng)濟利益總是最大化的。

塞勒對主流經(jīng)濟學的這種背離，以一種謙謙君子的方式表達出來。

一方面，他沒有完全顛覆新古典經(jīng)濟學的基本框架，只是以一種挑選反常現(xiàn)象的方式對主流經(jīng)濟學提出懷疑。比如，在《贏者的詛咒》一文中他提出，投標人會犯系統(tǒng)性錯誤，然而這些錯誤總是被傳統(tǒng)經(jīng)濟理論排除在外，這就會使“經(jīng)濟學研究不符合事實”。

另一方面，對公共政策具有的情懷，也使得他對經(jīng)濟學家影響政策情有獨鐘。這就與他和傳統(tǒng)主流經(jīng)濟學家的人物設定難以分開了。

塞勒是一位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是行為經(jīng)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但指導他博士論文的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沙文·羅森教授，此人在公眾政策的評價方面造詣不凡，因此作為行為經(jīng)濟學家的塞勒也有很嚴重的公共選擇情節(jié)。

塞勒把那種家長式的循循善誘行為稱作“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認為該主張不采用強制手段，而是“改變相應的經(jīng)濟動機與行為使之更加優(yōu)化”。當心理學用于個體選擇的人時候，比如金融行為學時，他的研究是相當有用的。

比如他在一個算不上故意搗亂的實驗中（盡管看上去很像搗亂），將過去三五年投資最為失敗的投資組合買進，而賣出過去三五年最為成功的投資組合，結果不幾年后果然大賺。這一實驗表明人們總是高估了風險，但同時對于成功也過于膨脹，這證明了非理性無所不在。

但在公共政策領域，“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理論應用起來就復雜和難以描述得多了。獲獎者本人很有信心，像一位心理學家一樣心理健康，也像一位家長一樣對待行動者關懷備至。

比如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信用市場、環(huán)保政策、醫(yī)療保險、婚姻制度等領域，各國政府該不該干預，又該如何干預？在這些領域如何運用選擇設計這一新興思想對人們“施加助推力”，從而“使人們能夠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決策”，塞勒的研究對此可以提供一定的參考。

2000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時，民主黨總統(tǒng)參選人戈爾提出，將處方藥保險以單一計劃納入聯(lián)邦醫(yī)療保險，然后將此方案提供給所有老人；而當時共和黨的候選人小布什則提出，提供多種藥物計劃，消費者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或者加入哪一種計劃。

塞勒認為，雖然大家都認為處方藥保險能符合計劃者最初的預期，但從選擇設計角度上說，若因為對美國老人太有信心而將選擇權完全交給他們，將更不利于他們?nèi)プ龀雒髦堑臎Q策。這跟把做不做作業(yè)、選擇一顆棉花糖還是兩顆棉花糖的選擇權完全交給4歲的兒童一樣，是靠不住的。

塞勒主張，涉及復雜問題，設計者要創(chuàng)造對使用者有利的設計，除了要了解一般人需要何種服務以外，還要注意簡單至上。“我為什么一定做作業(yè)”和“我為什么一定要交社會保險金”一樣，并不一定是選擇越多元、越復雜越有效的選擇題。

比如他后來的研究表明，在美國傳統(tǒng)養(yǎng)老金福利減少的背景下，個人儲蓄率低下，很大一部分人冒著未來資金不足的風險，用透支的方式來維持他們慣有的生活方式。而參與養(yǎng)老金計劃的員工數(shù)量不足，加上經(jīng)濟危機復蘇緩慢等一系列的因素，可能導致美國史上可能出現(xiàn)的最大退休危機。這一研究采用了社會總福利視角，并未整體背叛新古典經(jīng)濟學的整體框架。

塞勒設計了一項“為明天儲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SMT)的方案，要求美國401（k）計劃的參與者在每次加薪后，同意自動提升他們的貢獻率，把儲蓄率和薪酬增長掛鉤，要求員工從現(xiàn)在到今后提高他們的儲蓄金，并且利用慣性使人們留在這項計劃中。

在使用SMT的第一家公司中，參加過這項計劃的員工最終儲蓄率從3.5%增長到13.6%，這樣的結果當然會讓交養(yǎng)老保險更多的人在退休后更加受益。

這像不像家長在用假期禮物獎勵孩子努力做作業(yè)、答題，或者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來“保護孩子的利益”，以期讓他們上北大清華常青藤盟校一樣可以理解呢？

但問題的答案也常常會讓人困惑。一方面，存在一個問題：替代孩子們做出決定的家長，一定是時時理性、事事理性的嗎？影響選擇者的“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者，方案都是事事正確、時時正確的嗎？

另一方面，或許犯錯誤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完整和美好。一個成年人犯錯誤都可以理解，要求4歲的孩子運用絕對的理性去控制未來，未免太殘酷了。人的資質(zhì)天生不同，以整體的自然稟賦而論，有多少人能夠上得了北大清華、進得了常青藤？

比起對人半信半疑、卻對自己確信不疑的塞勒，筆者更愿意相信，除了上天給予的天分之外，“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家長的影響力，雖然有用，但終究有限。

（作者為財經(jīng)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