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盧祥勇

每經記者 李可愚 每經編輯 陳 旭

1977年8月4日，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面對著會場上滿懷期待的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者，鄧小平以他的決斷和魄力，作出了一個改變一代人的決定：“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yè)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隨后的10月21日，中國各大媒體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同年12月，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承載著570萬考生的希望正式開考。而在這些考生中，就有當時已在安徽黃山農場扎根近10年的上海知青曹景行。而他也在兩次高考后考取了蜚聲全國的復旦大學，在國家命運的大轉折中實現了個人命運的大轉折。

40年過去，今天的曹景行已經成為廣為各界所知的著名媒體人?；謴透呖嫉臎Q策，是如何改變他的一生的？日前，他就這一話題，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在曹景行看來，恢復高考和之后的大學經歷，讓他終身受用，那個年代的高等教育和大學生活，也成為一個令人高山仰止的巔峰。

恢復高考既是必然又是偶然

NBD：對于恢復高考的來龍去脈，您做過非常深入的研究和實地采訪。您印象中，恢復高考的決策過程有哪些至今印象深刻的細節(jié)？

曹景行：對于恢復高考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很關心。

十多年前，我在鳳凰衛(wèi)視做了兩年口述歷史。因為我是學歷史的，所以我堅持所有的口述歷史都要親自采訪。而當時我有機會采訪到了恢復高考決策的當事人和主要的角色，比如像后來成為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先生，也采訪到了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等等。

我們當時口述歷史的采訪過程很長，談得很細。后來，劉道玉出了一本文集，還專門征求了我的意見，要把我們節(jié)目的文字版放到文集里面去。

這個采訪中，有一個細節(jié)對我的觸動非常深。劉校長那次談到一個細節(jié)：原本是召開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的會議，但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并沒有說要談“恢復高考”的問題。因為當年的高校招生已經安排好了，這次會談的是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具體落實的問題。當年的高校招生繼續(xù)延續(xù)之前的“工農兵學員招生”，是連貫的，沒有談到改革。

但這個時候恰恰遇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鄧小平復出工作。我在想，這個事情如果晚半個月，也許1977年就未必有高考的恢復。

我們要注意到，當時鄧小平復出以后，自己要求分配的工作是在教科文領域。如果他當時負責其他工作，比如說經濟工作。那我想他也未必會來直接抓這件事，來參加這個會。

如果這個會晚半個月開、鄧小平恢復工作晚半個月的話，那當年的招生工作已經定了，還有當年恢復高考的變革嗎？當然，高考遲早要恢復，但未必會再和我們這批人有關。對于1977年已經30歲的我來說，我是恢復高考決策直接的受益者，因為1977、1978兩年的高考，我都參與了。

所以這些偶然性的東西在1977年都匯聚到了一起。鄧小平恢復工作后半個月，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召開這個會。從這次會議原本的議程來看，也沒有明確講要恢復高考。

我問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的時候，他說開這個會就是按原來的程序。會議是要開三天，兩天多的時間過去了，會議一直在談其他的事情，而且是順著原來的路子去做。劉校長覺得非常著急，因為他想抓住這個機會，把恢復高考的事提出來，因為不把高考的問題解決，談其他問題都沒有意義。如何把恢復高考的問題提出來？

在這個座談會的第三天下午，“恢復高考”問題才被提出來。當然，因為參加會議的人想改革，所以他們找來的人，比如說溫元凱、査全性，他們是希望推動改革的。但是當機會就要過去的時候，他們就希望在最后半天提出恢復高考。

當然，我覺得在這最后半天里到底是誰提出了恢復高考不重要，沒有錯過這個機會對于我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所以說當時我在聽劉校長談的時候我自己觸動很大。鄧小平晚復出會怎么樣？鄧小平不主持教科文工作會怎么樣？會議最后半天的機會沒有抓住又會怎樣？當時的教育部還是原來的班子，這件事就此過去了又會怎么樣？在做口述歷史的過程中，我也感到自己很幸運。鄧小平這次決策的確是改變了我們。

改革開放現在一般算作是1978年開始，但高考的恢復是早于正式的改革開放的。所以我一直覺得改革開放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不斷的鋪墊。而具體到恢復高考這件事來看，這個“搶先”是非常有意義的。

通過兩次高考考上了大學

NBD：而聚焦到您個人來看，當時，您是如何接到恢復高考的消息的？您親歷的恢復高考全過程又是怎樣的？

曹景行：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對我來說，倒是比較平靜的。因為我下鄉(xiāng)時間很長了，而且沒覺得自己還有機會讀大學。

我1966年高中畢業(yè)，1968年下的鄉(xiāng)。1965年的時候，原來應該是準備高考的。但那時大家都不做準備了，都在說原來的教育體制要整個打破。應該說在高中畢業(yè)的時候，大家都已經不把高考當一回事。

所以到之后宣布高考停止的時候，我們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一直到下鄉(xiāng)。下鄉(xiāng)的過程中，也沒想到自己有機會讀大學。因為有家庭背景的影響。

那時，我們看到周邊的連隊有個別人讀了大學，當然有點羨慕，但是也明白這輩子不可能。于是也就很安定地決心在農村待下去。如果有機會能夠回到城市，也是做工人。

到了1976年，大家都覺得氣氛在改變，也都在想具體哪些事會改變。當時曾經傳出一個消息，就是要恢復高考，后來還發(fā)了正式文件。我當時記得，我身邊的人都動起來了，而我開始并沒有特別的想法。因為我當時年紀比較大了，大概正好30歲了，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

不過，我看到周邊的朋友都在動，大家都在一起復習。這個復習狀態(tài)很有意思，因為那么多年沒有讀書了，所以抓來什么書都來復習。從上海也送來許多復習資料，因為很多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機會考上大學。

而有一些內容，比如說代數、幾何等，因為我們在高中的時候所有這些內容曾經都是學過的，而身邊年紀更小一些的知青有許多基本上在中學就沒有完成過正經學業(yè)，甚至還有的連小學都沒怎么讀過，于是他們在復習的時候還都來問我們這方面的知識。我發(fā)現，這些內容對我們來說相對容易，因為我們都學過，因此幫助他們復習。就形成了這樣的氣氛。

到了正式報名的時候，我就想去試試看吧。我和我妻子都是下鄉(xiāng)知青，她當時在農場的學校里教書，我當時在農場的農機廠當廠長，工作也比較忙，有空就稍微復習一下。沒有非要進大學的念頭，也沒有覺得這件事有特別的難度。于是就把數理化陸續(xù)看了一遍。

1977年考試的結果，讓我們終于在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了高考。我當時考了文科，成績也相當不錯。后來也收到了去體檢的通知，因為考分過了才能去參加體檢。但那次體檢對我來說是痛苦的記憶。我得過肝炎，這在那個時候是相當普遍的。但也因此馬上就被判定體檢不合格。我有一個朋友，血壓有點高。其實吃點藥讓血壓降下來很容易，但當時也沒有想到刻意地控制體檢結果，碰上體檢卡得非常緊，也沒有通過。

當時，我們的農場在安徽，但我們的組織關系又在上海。我們后來有一個分析：當地希望更多本地的孩子能上大學，如果我們被大學錄取了，就占了他們的名額。所以我們當時有很多上海知青體檢都沒能通過。

高考沒錄取的事發(fā)生之后，我們也沒當一回事，繼續(xù)工作，小家庭又繼續(xù)過日子。接下來，又傳來了一個說法：又可以繼續(xù)考。于是我們就再次報名試一下。到了第二次考試的時候，我和我的妻子考得都不錯，我們的名額也被撥到了上海。

那次考試中間，我們農場有30多個人考上了，發(fā)揮得比較好，而且基本上都是連隊干部和生產骨干。別的許多地方會想辦法讓知青少走一點。但對于我們的農場來說，只要是錄取的都全部放了，而且為我們開了歡送會。

考取以后還有一個感覺：一來是之前沒想到能讀大學、比較突然，二來是因為之前的變數太多了，一直擔心到最后一刻會不會還有變化，所以直到去了復旦大學報到，分配了宿舍，進了課堂，才覺得真的實現了讀大學的夢想。

在四年里“讀了三個專業(yè)”

NBD：當時您報考了復旦大學歷史系，并且被成功錄取。從您的家學淵源和目前從事的工作來看，您和新聞行業(yè)的關系似乎更加密切。那么您當時是基于怎樣的理由選擇歷史系的？

曹景行：講到選專業(yè)，現在考取了大學，可選的專業(yè)比較多。但是在我們那個時候，文科最好的專業(yè)是中文和歷史。

當時，復旦大學的歷史系很有名，在學校里，歷史系是最強的文科專業(yè)。所以當時我并沒有什么可猶豫的，比起中文，我更喜歡歷史，我也一直在看歷史的書。在農場的時候，翻得最多的還是歷史書和國際關系。

上世紀70年代初期，那時候印了很多大字本的歷史書，包括二十四史都印出來了。那時候農場這種書不少，又沒多少人看，我就把那些書都看了。所以選擇歷史系幾乎就是必然的。

當然當時如果有后來新開的那些專業(yè)可以讀，也許我也會去。比如說我們的歷史系如果開考古專業(yè)的話，那我應該會選這個讀。如果我們的經濟學系不是只有政治經濟學的話，我也會考慮。

我感覺，之前我歷史的書籍讀得比較多，因此在讀書的時候，我可以把時間放在歷史以外的領域。比如說，我就把古文和外語給追上去了。我的讀書方式，是用英文原著來讀世界史、用古文原著來讀中國史。

后來到了1979年，經濟學系開了世界經濟學專業(yè)。我在那里，把所有的正式課程都拿了分數。國際關系我也拿了一部分分數，主要是最重要的課程。因此，在那幾年間，我除了讀了歷史，還讀了兩個專業(yè)，可能一共有180個學分，而一般來說大學四年是120個學分?？傊褪嵌嘧x一點。這對于我的后來很有影響，也是非常有用的基礎知識。

我后來越來越清楚，我可能不會從事歷史學的研究，要轉向對世界當代的研究。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我們的信息渠道還比較閉塞，因此我們要通過讀書了解世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放在讀書上。

恢復高考初期是高教黃金時期

NBD：您當時親歷的剛剛恢復高考招生的大學是怎樣的？有哪些比較突出的特點？

曹景行：我一直認為近現代中國高等教育有兩個黃金時期：其一是抗戰(zhàn)的西南聯大時期；其二就是恢復高考后的那三屆期間。為什么？這和當時的時代有關系。

在剛恢復高考后三年左右的時間里，大家實際上都不太知道高等教育到底該怎樣做。那時候的老師，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多年都沒有被允許教書了，現在重新走上了講臺，他們就想把他們的知識教給我們。有這樣的老師，這樣的環(huán)境，才孕育了那幾年的黃金時期。

我特別記得當時有幾位老師，比如說我們的專業(yè)英語老師陳仁炳，他自己選課文，用油印的方式編出了教材。上課的時候，老先生坐在那里，非常投入地告訴我們?yōu)槭裁匆x這篇文獻，這篇文獻的作者是誰，從哪一章選出來的，還有這篇文章的價值。

這樣的老師不止一個。我十年前去印度采訪，寫了一本采訪筆記。在這本書的序里面，我提到這本書是“我遲到的作業(yè)”。這就是因為對當年一位教印度史的老師印象很深。主要是他教給了我們印度史的一個框架和概念，之前我們對印度完全不知道，但是他的路指引得很好。

總之，這些老師不僅僅是只想做自己的研究，他們就是非常希望用最后能上講臺的時間，把他們的學識傳授給我們這些學生，所以那時的師生關系也非常密切。

對于我們這些學生來說，明顯也沒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那時，我當了4年班長，班長的任務很簡單，就是把書讀好。我們是屬于年齡最大的一批學生，有不少學生和我相差六七歲，甚至還有學生和我相差12歲，不管年紀差距多大，總之在學校一天就拼命讀書，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氛圍。

我們剛剛也說到，那時的大學生是“不同的年齡在一起，不同的經歷在一起”。比如說，有的直接從農村出來，有的已經結了婚，有的高中還沒畢業(yè)。這樣的一種混合，也許更符合大學精神。大學本來就應該是各種背景的人要交流和融合，這比現在比較單一的都是高中畢業(yè)、經歷也差不多的人在一起，要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