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可愚    每經編輯 陳旭    

以往散見在“專利保護條例”“著作權保護條例”等各類專門法規(guī)中的地方知識產權法規(guī)保護體系，即將迎來“合N為1”、建立綜合性知識產權保護法規(guī)的機遇。

9月26日至27日，天津市十七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三次會議。據(jù)《天津日報》報道，此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天津市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保護條例”），這也是我國首部省級知識產權保護的綜合性地方性法規(guī)。

而在此前，國內還有部分城市曾出臺過綜合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地方性法規(guī)。比如，深圳市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深圳經濟特區(qū)知識產權保護條例》，并于2019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而早在2015年，《武漢市知識產權促進和保護條例》就已獲得通過并開始施行。

圖片來源：新華社

制定統(tǒng)一知識產權法典應及早提上日程

多年以來，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基本采取的都是單行立法的方式。比如在國家層面，分別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對涉及專利、商標、著作權等權利進行了界定和規(guī)范。

而在地方層面，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往往也采取了制定單行法規(guī)的方式。例如在此次通過綜合性知識產權保護地方性法規(guī)的天津市，此前就有《天津市專利促進和保護條例》《天津市專利獎評獎辦法》等單行法規(guī)。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樣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能夠適應時代需要，并使得我國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上的知識產權大國。不過在新形勢下，由單行法構成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開始顯現(xiàn)出某些不適應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情況。為此有專業(yè)之士通過各種方式呼吁，中國知識產權立法應該積極考慮向綜合性立法的方向發(fā)展。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xié)委員謝商華曾提案建議，適時制定統(tǒng)一的知識產權法典。她表示，目前僅涉及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就有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十余部法律法規(guī)，各規(guī)定之間并不完全協(xié)調，如商標侵權的法定賠償遠高于專利權侵權法定賠償，導致權利失衡?；诖?，制定統(tǒng)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應及早提上議事日程。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xié)委員趙雯也表示，目前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是以民法總則第123條為綱領，主要由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構成。由于分別立法等原因，上述法律法規(guī)并未進行體系化梳理和整合，缺乏科學完備的內部邏輯結構，甚至存在不一致之處。

因此，她建議應抓緊推進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進程，全面梳理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guī)，提煉出知識產權法的一般規(guī)則，消除法律法規(guī)之間的不一致乃至相互沖突的現(xiàn)象，全面提升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

綜合立法更適應知識產權強國戰(zhàn)略

在制定綜合性知識產權法律法規(guī)呼聲不斷高漲的背景下，近年來，一些地方開始先行先試，嘗試制定綜合性知識產權保護法規(guī)。

今年3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qū)知識產權保護條例》正式施行。此前，該條例于2018年12月27日經深圳市第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正式表決通過。

該條例第二條規(guī)定：“本條例所稱知識產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就下列客體享有的專有的權利：（一）作品；（二）發(fā)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商標；（四）地理標志；（五）商業(yè)秘密；（六）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七）植物新品種；（八）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客體”。也就是說，目前我國認定的各類知識產權，均被統(tǒng)一納入該條例的保護范圍。

我國現(xiàn)行《商標法實施條例》中，并未注明商標侵權違法經營額的具體計算方法。根據(jù)《深圳經濟特區(qū)知識產權保護條例》22條、23條、24條的規(guī)定，在深圳，侵犯商標、專利等各類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未來將采用統(tǒng)一的、明確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違法經營額計算標準。這也實現(xiàn)了對各類知識產權“一視同仁”式的保護，掃除了法律上的“盲區(qū)”。

對于此次天津通過的《天津市知識產權保護條例》，盈科北京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律事務部主任王俊林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評論稱，商標、專利、著作權等各類知識產權之間并不是孤立的。在推行知識產權強國戰(zhàn)略的背景下，需要把涉及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guī)綜合在一起，進行“一籃子”考慮。因此，在知識產權保護立法上必須要從總體上入手，兼顧各方面需要。

圖片來源：新華社

研究推進知識產權基本法的制定

在地方層面推進知識產權綜合性立法的同時，國家層面制定知識產權基礎性法律的計劃也正在穩(wěn)步落實。

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十三屆全國政協(xié)第十九次雙周協(xié)商座談會上，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就表示，知識產權基礎性法律制度建設事關知識產權事業(yè)發(fā)展全局。目前，知識產權局正與相關部門一起，從中國實際出發(fā)，積極借鑒國際立法經驗，研究推進知識產權基本法的制定，以回應現(xiàn)實和未來發(fā)展的需要，更好支撐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對外開放。

而在今年6月舉行的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2019年年會上，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司長宋建華也表示，研究制定知識產權基礎性法律，是順應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發(fā)展的理性要求，是在編纂民法典背景下解決當前單行法立法模式缺陷的現(xiàn)實需要。

“我國已制定較為完備的知識產權各單行法、已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同時，國外立法及國際條約也為我國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立法經驗、各界對制定知識產權基礎性法律具有共識，這都對我國制定知識產權基礎性法律提供了可行性基礎。”宋建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