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jīng)記者 李詩琪    每經(jīng)編輯 魏官紅    

2021年伊始，國內(nèi)飲料市場傳出重磅消息，圍繞紅牛耗時多年的紛爭，終于有了更加明確的法律進展。

根據(jù)《每日經(jīng)濟新聞》記者獲得的一份來自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的民事判決書，2020年12月21日，最高法作出終審判決，對紅牛維他命飲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紅牛中國）有關紅牛系列商標權利歸屬權主張的相關上訴請求予以駁回，維持了一審原判中，針對紅牛中國依法享有紅牛系列商標所有者的合法權益，“不予支持”的判決結果，并認定紅牛系列商標歸屬于泰國天絲醫(yī)藥保健有限公司（T.C.Phanna-ceutical Industries Co.,Ltd.，以下簡稱泰國天絲）的事實。

上述終審判決隨即引發(fā)紅牛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彈，紅牛中國對《每日經(jīng)濟新聞》記者回應稱，其審慎研判二審判決，并將通過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濟途徑，包括申請再審及提請抗訴，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對此，法律界人士卻表達了一定擔憂。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楊榮寬律師分析稱，最高法判決在我國民事訴訟體例中本身即具有示范效果，同時，基于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對最高法的再審和抗訴，成功率非常低。此外，基于本案系二審判決，在認定事實和證據(jù)方面，以及法律邏輯嚴謹性層面，具有相當堅實基礎，基于司法實踐，被推翻的可能性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紅牛中國背后股東認定、公司分紅和公司存續(xù)期等核心法律爭議，明朗結局依舊沒有出現(xiàn)，尚需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國際商事法庭的最終判決結果。 

紅牛商標終審被判歸泰國天絲

源于股東分紅異議，演化至商標授權期限、合資公司經(jīng)營合法性等多個方面法律糾紛，圍繞紅牛維生素功能性飲料的這場股東“世紀大戰(zhàn)”已持續(xù)五年有余。而在本輪訴訟中，核心爭議指向了紅牛系列商標的權屬問題。

按照紅牛中國方面的起訴和上訴理由，其請求法院確認其對“紅牛系列商標”享有所有者的合法權益，若不能對此予以確認，則確認“紅牛系列商標”由紅牛中國和泰國天絲共同所有。

但在泰國天絲方面看來，其作為紅牛飲料的創(chuàng)始發(fā)明方，始終獨立掌握著對紅牛系列商標的所有權，紅牛中國僅在過往合同期內(nèi)被授權使用。

2018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初審（（2018）京民初166號）時駁回了紅牛中國的相關請求后，紅牛中國不服并向最高法提起上訴。2020年4月，最高法對此立案，并依法組成了合議庭公開審理。

紅牛飲品 圖片來源：每日經(jīng)濟新聞 資料圖

最終，最高法在終審中駁回了紅牛中國的上訴請求，認定紅牛系列商標歸泰國天絲所有的事實。

判決書顯示，泰國天絲對紅牛飲料配方、工藝、商標的提供是有期限的提供，系“許可使用”，而非“轉(zhuǎn)讓”。此外，因商標是與配方、技術工藝等知識產(chǎn)權一并提供，故宜按照相同原則和標準來解釋——技術配方的提供者即泰國天絲仍然保有對技術和配方的控制權，同理其亦保有對商標的控制權。

而從雙方當事人履行行為來看，由于泰國天絲與中國紅牛自1996年起至2016年，就涉案商標簽訂有多份商標許可使用合同，合同中有明確條款確認泰國天絲對注冊商標的權屬，并且紅牛中國依約按時支付了商標許可費，上述證據(jù)足以證明許可合同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履行。

判決書亦提到，在紅牛中國與泰國天絲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商標許可使用關系中，紅牛中國并未對商標權利歸屬提出異議，反而一再作出尊重泰國天絲商標權的保證。此外，紅牛中國不僅曾以商標使用人的名義進行維權，還曾以泰國天絲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標許可使用合同訴訟。

對此，最高法認定，泰國天絲與紅牛中國之間就涉案商標曾經(jīng)存在過長期的許可使用關系。因此，紅牛中國主張的相關商標歸屬于紅牛中國，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jù)，最高法院不予支持，一審法院認定雙方就涉案商標存在許可使用關系，并無不當。

而在一審程序方面，最高法認定，紅牛中國的訴訟請求既沒有發(fā)生數(shù)量上的變化，也不存在法律關系的實質(zhì)變化，不構成民事訴訟法變更訴訟請求情形。故紅牛中國有關上訴主張不能成立，最高法同樣不予支持，并給予駁回。

律師：再審和抗訴的成功率非常低

對于這一終審判決，紅牛中國隨即表達了強烈“抗議”，其向《每日經(jīng)濟新聞》記者回應道，“在一審判決的錯誤基礎上，二審法院仍然未能厘清泰國天絲與中國紅牛在締約、合作過程中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產(chǎn)生的商標等權益關系，維持了一審判決。紅牛中國將審慎研判二審判決，并將通過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濟途徑，包括申請再審及提請抗訴，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紅牛中國正門 圖片來源：每經(jīng)記者 岳琦 攝

而對于紅牛中國口中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濟途徑和其推翻現(xiàn)存判決的可行性，楊榮寬律師表示，民事再審與抗訴是民事訴訟二審生效判決送達后，法律賦予的兩種救濟路徑?；诒景?，二審為最高法終審，最高法判決在我國民事訴訟體例中本身即具有示范效果，同時基于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對最高法的再審和抗訴，成功率非常低。

楊榮寬補充道，按照法律規(guī)定，再審和抗訴后的救濟路徑，還包括申訴及法律監(jiān)督等，但基于本案二審判決，在認定事實和證據(jù)方面，以及法律邏輯嚴謹性層面，具有相當堅實基礎?；谒痉▽嵺`，其認為本案被推翻的可能性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紅牛中國的起訴和上訴理由中，一份“95年合資合同”和多方簽訂的“50年有效期的協(xié)議書”（以下簡稱50年協(xié)議）成為其主要依據(jù)。記者梳理雙方其他核心案件發(fā)現(xiàn)，這兩份文件同樣是紅牛中國自證有權繼續(xù)在國內(nèi)合法生產(chǎn)經(jīng)營紅牛飲料的主要理由。

按照紅牛中國在訴訟中的辯論口徑，1995年，為在中國生產(chǎn)經(jīng)營紅牛維生素功能飲料，泰國天絲與中國深圳中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食品工業(yè)總公司及紅牛維他命飲料（泰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紅牛泰國）簽訂了“95年合資合同”，約定共同投資設立紅牛中國，且紅牛中國應當享有“紅牛系列商標”所有者的合法權益。

而經(jīng)歷企業(yè)變遷，1998年8月31日，泰國天絲、泰國華彬國際集團公司、紅牛泰國及北京市懷柔縣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總公司共同簽訂了一份“98年合資合同”，依法成立了如今的紅牛中國。

對于兩份合同的關系和適用性，一審法院曾作出認定，稱“98年合資合同”不是“95年合資合同”的延續(xù)或補充，“98年合資合同”未約定事項不能直接以“95年合資合同”為準。一方面，兩份合同的主體、各股東之間的出資比例、出資方式，以及各股東之間的責任范疇等事項均不相同；另一方面，“98年合資合同”中并未約定將“95年合資合同”作為補充，或者二者之間具有延續(xù)關系。

在終審判決中，最高法則表明，紅牛中國所提交的”50年協(xié)議”并未被采納，紅牛中國提起的與該協(xié)議有關的其他訴訟，與本案無關。

但同樣，有關上述合同和協(xié)議的有效性等，亦需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國際商事法庭的最終審理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