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程鵬 劉艷美 易啟江    

城市里的樹，愈加牽動人心。

前不久，廣東省十三屆人大五次會議召開，廣東省省長王偉中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專門提到，“政府職能轉變還需不斷深化，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同程度存在，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新要求，特別是廣州市發(fā)生大規(guī)模遷移砍伐城市樹木問題，教訓極其深刻、代價刻骨銘心，必須舉一反三、引以為戒。”

去年，廣州曾現(xiàn)多地行道樹砍伐。當地市民發(fā)起新一輪樹木“保衛(wèi)戰(zhàn)”，這一次，“回響”超過以往——去年1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站發(fā)布消息，廣東進行深入調查，認定該事件為“典型的破壞性‘建設’行為”，并對10名領導干部嚴肅問責。今年伊始，《廣州市城市樹木保護管理規(guī)定（試行）》印發(fā)，明確將嚴格保護行道樹，“禁止擅自砍伐樹木”。

2月7日，《廣州市綠化條例（修訂征求意見稿）》公布。其中進一步明確：

堅持“能不遷移就不遷移”的原則，嚴格限定遷移樹木的情形，經批準遷移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進行補植；堅持“能遷移就不砍伐”的原則，強調在具有嚴重影響居民采光、存在安全隱患等規(guī)定原因且無法遷移或者無遷移價值，以及存在發(fā)生檢疫性病蟲害或者樹木死亡的情形下，經批準后才能砍伐。

在此前廣東省的一份通報中，砍樹行為不僅被認為“嚴重破壞了城市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歷史文化風貌”，還“傷害了人民群眾對城市的美好記憶和深厚感情”。城市對“樹”的態(tài)度正在轉變——不再只是存在于綠化率中的一串數字，而是開始重新審視樹木本身與城市的聯(lián)結。

留不住的樹

圖片來源：攝圖網501328547

廣州大規(guī)模換樹，已不是第一次引發(fā)爭議。

2017年，本地媒體報道，廣州天河南二路、體育西路等路段的數百棵垂葉榕樹被砍掉或連根挖掉，換種白玉蘭或其他樹種。反彈聲隨即響起，質疑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砍樹行為沒能事先充分告知，而砍樹的決策本身也難以被理解。

一時間雙方各執(zhí)一詞。

反對者認為，廣州夏季炎熱難耐，原先的榕樹樹冠連片，能夠有效形成蔭蔽，被替換的白玉蘭則難以達到同樣的效果；榕樹更代表了廣州城市形象，草草砍伐會切斷市民和城市的聯(lián)系。

砍樹者同樣有所考量：榕樹生長速度快，發(fā)枝能力強，數十年生長擠壓空間，板根根系破壞路面、堵塞下水道，落果、病蟲害也對行人、衛(wèi)生造成影響，需要“優(yōu)化”。

最終，追溯砍樹過程，行政許可審批手續(xù)、施工方和監(jiān)督流程均符合要求。反對并未帶來實質改變。

五年后，類似情形重演，雙方陳詞甚至也別無二致。只是，這次砍樹規(guī)模大幅升級——住建部一份通報顯示，自2020年底以來，廣州共遷移砍伐15864株樹，其中榕樹11493株。

從過往歷史來看，行道樹砍伐、移栽并不鮮見。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劉全儒曾對北京樹種進行研究，他發(fā)現(xiàn)，隨著城市綠化觀念改變，北京行道樹亦曾出現(xiàn)頻繁更替的情況。

資料顯示，最早，由于永定河畔榆樹大量自然生長，加之木材可用于家具，榆樹被大量用于北京行道樹；而后，由于榆樹荷蘭病蔓延，楊樹取而代之成為新的行道樹，且主要為華北鄉(xiāng)土樹種毛白楊和國外引進的黑楊；再然后，在林業(yè)部門引進北美楊白蠟樹技術上，天津培養(yǎng)出津白蠟樹，開始在北京替代楊樹種植。而在此期間，柳樹、泡桐等也曾在北京行道樹歷史上出現(xiàn)。

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教授索尼婭·杜普曼在其所著《見樹（Seeing Trees）》一書中提到，替換行道樹甚至被納入一些城市的種樹計劃中。比如，作為美國最早明確推行行道樹的城市之一，華盛頓在1884至1912年間，年均替換樹木多達2500到3000株。

近年來，隨著社會發(fā)展觀念、城市治理方式等逐步轉變，“砍樹”門檻也相應有所提高。

2000年住建部印發(fā)《城市古樹名木保護管理辦法》后，不少城市已陸續(xù)跟進，將樹齡百年以上的城市樹木納入禁止擅自移植和砍伐的名單中。

2012年修正的《廣東省城市綠化條例》也曾指明砍伐、遷移城市樹木的審核、報批標準，并且明確，報批文件的內容應當包括當地居民的意見和綠化專家評審論證結論。

不過，因“砍樹”引發(fā)的爭議仍時有發(fā)生。東北林業(yè)大學林學院生態(tài)學教授祝寧曾評價，“我們城市發(fā)展的腳步太快，大樹被伐掉栽樹苗，反反復復，就這樣幾十年過來了，樹還來不及長大?！?/span>

“綠化形式主義”

圖片來源：攝圖網501551350

對于如今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行道樹，一個更基礎的問題是：城市為何要栽樹？

杜普曼發(fā)現(xiàn)，行道樹規(guī)模化出現(xiàn)在19世紀的紐約，當時紐約衛(wèi)生狀況惡劣、城市過度擁擠、生活條件亟待改善。

為解決城市病下市民的衛(wèi)生和生活問題，紐約拉開一項種樹運動。在巴黎早期探索的影響下，間隔種植、樹蔭均勻和美學統(tǒng)一的行道樹改變了紐約面貌。相比之下，最早種植行道樹、開創(chuàng)“林蔭大道”先河的巴黎，初衷則是期望將城市打造成寬敞明亮、和平繁榮的19世紀“世界中心”的形象。

而自行道樹于上世紀經由上海引入國內后，“功能遮蔭”和“景觀美化”兩種導向，在中國城市的迅速成長中發(fā)生碰撞。

2011年，時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周文彰指出，城市新建場所“有綠無蔭”“有綠少蔭”成了普遍現(xiàn)象。他當時調研發(fā)現(xiàn)，城市將關注點放在樹種的奇特多樣、樹叢的布局、花草的點綴、水景的配合，卻唯獨沒有考慮到行人怎樣走路，車輛怎樣停放，生態(tài)效益如何。環(huán)境是變漂亮了，但卻是“花架子”——有綠色無綠蔭，有樹木不遮陽，有花草不降溫。

他將此歸納為一種“綠色形式主義”的怪圈，并解剖為三個誤區(qū)：

目的上，造景代替造蔭，成為城鎮(zhèn)綠化的第一位目的；審美上，將美景當作盆景，種什么樹、草、花以服從“畫面”的需要為第一要義，而忽略了人們生活的需要；動機上，認為綠化就是花錢，造景就是工程，可以就地取材的，也寧愿舍近求遠。

多年過去，城市“綠色形式主義”之風似乎并未減弱。2019年，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站曝光，一些城市大搞“綠化形象工程”，突出表現(xiàn)就是“貪大求洋”“盲目跟風”等現(xiàn)象，而且沒有長期規(guī)劃，只有重復建設。

糾偏迫在眉睫。去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科學綠化的指導意見》，對城市提出明確要求，要尊重自然規(guī)律，堅決反對急功近利行為，避免片面追求景觀化，切忌行政命令瞎指揮，嚴禁脫離實際、鋪張浪費、勞民傷財搞綠化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誰的樹？如何綠？

圖片來源：攝圖網500524022

重慶大學環(huán)生學院教授楊永生曾做過一項統(tǒng)計，在2015年之前，我國政府每年投入2000~3000億元經費推進綠化。大量投入使城市綠化水平實現(xiàn)顯著提升。以上海為例，1998年到2014年末，中心城區(qū)綠化覆蓋率從19.1%迅速增長至38.26%。

以高投入推動“增綠”，令城市在很長一段時間充當了綠化的主導方。樹變成了城市發(fā)展的背景色，道路拓寬、地鐵修建、新項目開發(fā)……在城市各項建設的需求下，樹不得不一次次讓位、遷移。而城市的每一次整體“升級換代”，也意味著樹的又一輪淘汰和更替。

此前有業(yè)內人士指出，按照城市道路4～6年改造周期，栽下的樹往往“剛進入旺盛生長狀態(tài)，又要被移栽了”。

去年，面對大量榕樹被砍，廣州市民自發(fā)組織了一項名為“擁抱廣州榕樹”的活動。這也展現(xiàn)出在經濟發(fā)展之外，人與樹之間所存在的天然聯(lián)系。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肖毅強曾分析指出，植物所構成的景觀是具有歷史性和文化性的。作為城市中少有的“有生命的基礎設施”，樹與歷史建筑一樣承載人對城市的記憶。樹的春華秋實，以及樹帶來的蟲鳴鳥啼，是建筑所無法取代的，是城市能夠帶給人的生命力與美好體驗。

楊永生發(fā)出警醒，“不是所有綠都是好的綠”。城市反復砍樹和栽樹的折騰，常常源于對樹自身的“漠視”。他發(fā)現(xiàn)，“網紅審美”很容易影響城市跟風更換樹種，但卻并沒有對樹的生活習性有足夠了解。

比如，上海辦世博會期間，曾引進很多棕櫚科植物。但楊永生指出，它們實際上很難適應上海冬季的低溫環(huán)境。幾年后他再去上海時發(fā)現(xiàn)，這些植物有的已經死了、有的正在死亡。為了延長其生命，城市還不得不付出很高的養(yǎng)護成本，給樹做外套、蓋上薄膜。死亡的樹自然會給行人帶來影響，再次更換樹種又會引來新一輪質疑。

同樣由于缺乏了解和充分研判，城市也難以容忍樹的一點毛病。任何麻煩都會變成城市砍樹的理由，而新栽的樹仍然會成為新的麻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要改變過去城市“砍樹”的慣性，更需要從源頭上轉變觀念——樹才是城市中的“長者”和“原住民”。面對它們，城市應該放下“傲慢”，多一點“尊重”。

記者|楊棄非

編輯|程鵬?劉艷美 杜恒峰 易啟江

校對|盧祥勇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50053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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