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黃名揚    每經編輯 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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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當地時間11月1日11時，韓國首爾梨泰院踩踏事故的死亡人數已升至156人，另有151人受傷。這是韓國自2014年“世越號”客輪沉沒事件發(fā)生后，傷亡最慘重的公共安全事故。

一個細節(jié)是，雖然距離梨泰院最近的消防署及急救隊距事發(fā)地僅250米左右，且他們在接警2分鐘后就派出救護車，但由于車道人滿為患等因素，最終花了40分鐘才抵達現(xiàn)場。

“政府對無主辦方的聚會是否有應對指南？”“警方是否做好了人流管控的準備？”人們在哀悼、悲傷的同時，也在追問和反思：大城市究竟該如何預防和應對類似悲劇的發(fā)生？為此，我們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

在他看來，我國城市對類似的場景一般有詳細的預案，監(jiān)控人流的技術成熟且選擇多元，這有助于推動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變，加之機構改革也有利于類似事故發(fā)生時橫縱向的協(xié)同配合，能夠更大限度地減小損失。

除了地面上看得見的危險，城市平衡發(fā)展與安全，還應往更深處著眼。馬亮提醒，城市也應關注地下“隱形”的基礎設施，預防“看不見的風險”，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城市的未來。

如何預防與應對？

如何舉辦大型活動，有效開展密集人群管理，是每個大城市都無法回避的課題。單從技術上看，馬亮認為如今大城市監(jiān)控人流量的手段已相對成熟，選擇也十分多元。

例如電子圍欄。“就像交通導航一樣，只要對GPS能夠定位，每輛車都可以去追蹤它；如今幾乎所有人都帶著手機，如果手機信號在某個區(qū)域非常密集，就可以預先研判可能會出現(xiàn)的問題”。

一些城市也會使用對智能視頻的分析，來捕捉或發(fā)現(xiàn)可能的風險；或使用“鷹眼”，即無人機、高空望遠鏡等技術手段，對類似的問題進行預測。“所以在技術上，例如上海、深圳、南通等城市，現(xiàn)在應該說還是非常有把握去做好相關工作。”馬亮說。

但正如他提到的，韓國的互聯(lián)網普及率，在全球都處于較高水平。此次踩踏事故大多數受傷的其實都是年輕人，他們基本上人人拿著手機。技術層面，人流量的信息原本可以通過信號密度抓取和預測，為何悲劇仍會發(fā)生？

在馬亮看來，這可能與后續(xù)環(huán)節(jié)的銜接不當有關。“風險是能夠預見的，但是為什么預見風險和預警提示、預案制定，以及出事后的響應與處置沒有銜接在一起，這可能才是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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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當地的報道中得到了印證。記者會上，韓國警察廳警備局局長洪起鉉承認，雖然警方預料當晚會有大規(guī)模人群聚集，但沒能想到會因人群聚集而發(fā)生大規(guī)模傷亡事故。同時，梨泰院萬圣節(jié)活動沒有具體的主辦方，而如何處理和應對類似活動，警方確實沒有針對性方案。

為了盡量避免類似的“銜接”問題，過去幾年我國有許多針對性動作。

首先是體制機制的建設。2018年國家成立應急管理部，各地也成立了應急管理局。除公共衛(wèi)生以外的應急管理職能都進行了機構管理的“一體化建設”；許多城市還建立了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或者是市域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指揮中心。

“這些動作無疑都將有利于橫向多個部門的協(xié)同，以及縱向市縣鄉(xiāng)甚至社區(qū)各級的垂直聯(lián)動，更好地預防類似悲劇的發(fā)生。”馬亮表示。

近年來，從國家到地方，一系列關于大型活動和人員密集場所安全管理的法規(guī)政策相繼出臺。比如，修訂后的《北京市安全生產條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其中強調，大型群眾性活動舉辦期間，“承辦單位應當落實各項安全措施……配備足夠的工作人員維持現(xiàn)場秩序。人員聚集時，承辦單位應當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等。

此外，“作為典型的應急管理場景，大城市一般對于具有踩踏風險的人員聚集，也會制定專門的預案。”在馬亮看來，這些都是預防類似悲劇發(fā)生的有力措施。

雖然如此，在我國應急知識的普及仍有提升空間。馬亮指出，“提高避險意識、增強應對風險的技能，我國類似的短板仍然非常明顯”。他建議城市應加強市民應急知識和應急技能的普及，增加實戰(zhàn)演練，形成成體系的制度并嚴格執(zhí)行。

平衡發(fā)展與安全

實際上韓國此次的踩踏事故，是近年來公共場所安全事故的一個縮影，這也給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敲響了一記警鐘。它再次表明：如何統(tǒng)籌城市發(fā)展與安全，優(yōu)化城市風險治理，已成為迫在眉睫、無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如今，大城市是許多人的向往。1978年至今，我國城鎮(zhèn)常住人口從1.72億人增加到9.14億人，城鎮(zhèn)化率從17.9%上升至2021年的64.72%，城市數量也從193個上升至如今的68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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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不斷流入，我國的大城市數量也與日俱增。

放眼全球，人口超過1000萬的國家一共30多個；但根據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制的《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目前我國共有105個大城市，其中僅城區(qū)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就有7個。

這些“流量城市”在收獲機遇的同時，也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zhàn)：如何平衡發(fā)展和安全之間的關系？

“疫情以來，大家都特別強調統(tǒng)籌發(fā)展和安全的關系。”馬亮說，“這兩者之間，毫無疑問有其內在的張力，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它們之間還可能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這正是非?？简灥胤街卫砟芰Φ?rdquo;。

在他看來，其中的關鍵是“怎樣去平衡兩者的需求，在保障發(fā)展與維護安全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要找到這個平衡點，首先就需要梳理和審視城市在過去的建設過程中，可能遺留的問題和短板，摸清可能存在的安全風險。

隱形的風險，是破題的關鍵。馬亮指出，對于“看得見的風險”，如今許多城市已經能夠較好地預防和解決；但對于“看不見的風險”，比如深埋地下的管網線路、預防城市內澇的排水系統(tǒng)等，在許多城市仍存在安全隱患。

對此，他建議各大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底數：各種管網線路是如何分布的、哪些需要更新維護、需要哪些部門運營保障......“對于這些至關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相關問題的管理仍然沒有做到足夠精細化，仍有很大提升空間。”馬亮如是評價。